从去年开始，有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写作者，用地道的中文表达“征服”了一大批中国读者，在中文世界吸引了众多目光。他就是亚历(Alessandro Ceschi)，1993年生，来自意大利帕多瓦。2014年南京青奥会，亚历以志愿者身份第一次来到遥远东方，这次短暂的南京之行，让亚历与中文结缘。2016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学电影，从零开始学中文。他当过外教、做了群演、拍了广告，到2022年已经可以用中文流利沟通，甚至开始用中文“做梦”。
2024年，他用中文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记录了他在中国“漫游”六年的经历——在意大利语留学机构工作、到剧组做外籍群演、在上海拍广告、到四川农村过新年……书中的亚历是那个朋友口中“最中式的白人男性”，会把天桥说成Sky Bridge而不是Pedestrian overpass；在饭桌上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都倒酒；在网上查一部电影，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
在书里，你会读到他用不亚于母语使用者的地道的中文表达，精准传达身处中国社会的微妙体验。在亚历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写作者的真诚与开放。身为90后的他，更像是新一代的世界公民——更松弛、更轻盈、更游荡。他摒弃了宏观视角，不求向外探索，而是内向发掘。他用纪录式的语言，书写他在这片土地上与人的连接与相处。
亚历说，他无意利用外来者的身份向世界解释中国，相比起“中国年轻人在想什么”“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类宏大话题，亚历更多关注的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冷幽默也与中国年轻人同频共振。这本饱含情感、理想与希望的书，展现了勇于拥抱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乐观精神。
2024年夏天，《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刚出版不久，南都记者对亚历进行了一次深入专访（详见2024年9月1日南方都市报人文周刊）。如今，一年过去，亚历已经带着他的书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用足迹践行了他“跨越隔阂，与人连接”的愿景。
亚历近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奔走。刚结束了在巴尔干地区的旅居，今年3月重返中国，在多个城市巡回举办分享会。8月17日，亚历带着他的《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来到2025南国书香节现场，与广州读者见面交流，并再度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巧合的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他就一直居住在广州，对广州这座与意大利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的城市，有着自己的观察与体会。
【访谈】
南都：你从今年5月份来广州，至今已经住了3个多月，谈谈你在广州的感受?
亚历：我一直住在番禺区的东村，一个城中村。我女朋友在当地实习，这是一家关注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儿童的公益机构。因此，我也了解到了针对当地流动人口家庭的服务情况。其间，我很少前往市区，主要活动范围就在这个城中村。我在中国首次见到如此密集的握手楼，居住环境很局促，楼与楼之间距离很近，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生态环境。
有趣的是，这里开店的大多来自中国各地，如广西、湖北、湖南等地来广州务工的家庭，而本地人相对较少。白天，你能看到本地人在外面打牌，或是在祠堂门口休息。他们都比较悠闲，因为大部分本地人是房东，主要就是收租。我几乎每周都会去盲人按摩店，还结识了一位来自广西的师傅，他已经在此居住了十几年，他成了我在城中村结识的第一个朋友。
南都：说起来，广州和意大利有颇多渊源，比如都是海洋文明、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都是美食之都……你在广州品尝过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亚历：城中村里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各种菜系你都可以找到。要说广州本地美食的话，我挺喜欢一家糖水店。广州的糖水可能是整个中国最接近意大利甜品文化的一种食物，我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体验过。这是广州和意大利很像的地方，意大利人也会吃完饭后去吃点甜的。
南都：自从《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出版后，你做了很多分享会。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亚历：今年3月中旬，我从欧洲返回中国，马上进入了到处走的模式。截至目前，我去过山东、苏州、杭州、云南、成都、重庆、上海、长沙、郑州，近一两个月又去了海南、桂林、贵阳，大致去了这么多地方。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许多行程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出版公司帮我安排的。当时我发了一条小红书，询问有哪些书店愿意和我一起举办活动，全国各地有不少书店，尤其是很多独立书店纷纷联系我。与去年新书刚出版时不同的是，这些书店老板读过我的书，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他们还会为我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我到山东潍坊的时候，参加了风筝节，据说这是当地的文化，我和当地人一起在茶园里放了风筝。
南都：你去了很多非一线城市，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和体会?
亚历：我尽量选择去一些不太主流的地方，结果发现，去这些地方的效果反而比去上海、北京更好。在这里，你能明显感觉到人们更需要你。在北京或上海，周末可以有十几个这样的活动给你选，但在海口，这样的活动却十分稀罕。比如我到海口时，有众多地方媒体前来采访。那家书店建在一个老小区里，当时小区正在修路，工人们紧急铺了一层水泥，以便大家开车来参加活动，等活动结束后再继续施工。我十分感动，没想到能受到如此重视。
由此，我还结识了许多书店老板，也让我认识到中国书店的另一面，包括那些年轻的创业者。有点“反直觉”的是，大家对中国的图书行业普遍感到悲观，然而，仍有一些人愿意开书店，在当地营造一个能让人们聚集、拥有精神寄托的场所，无论是在海口还是潍坊。
南都：这一年来，很多人通过各种报道认识了你，你觉得你个人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
亚历：确实有变化，当我走进一家书店，面对陌生的读者，却发现他们已经十分了解我的经历，他们通过书籍已经对我的生活方式很熟悉了，这种体验很奇妙。
南都：有没有哪个时刻会觉得“还好我写了这本书”“我写的这本书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亚历：挺多的。比如今年我还去了北京和香港的几所国际学校作分享，这些学校主要以英文教学为主，但也开设中文课程。学校里的中文老师会选用我的书，认为它能启发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回国的海外华人，还有在当地学习中文的西方人。我没想到，对于许多每天穿梭于两种甚至三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十几岁年轻人来说，我的经历能为他们提供参考。无论是从融入其他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将语言融入生活、学习语言的角度。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在山东潍坊，有一位读者跟我说，因为读了我的书受到启发，春节期间他去了越南。他分享了自己在越南的经历，那是一段不那么“丝滑”但也十分有趣的，第一次在国外与外国人交朋友、互相认识并交换联系方式的经历。这让我觉得，我的书对一些人能起到很切实的启发作用，很有现实意义。
在上海的分享会，有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他一直很想去看看世界、去写作，读了我的书后，他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了。说完这句话他便离开了。你会发现，能与读者产生这样的连接，真是奇妙。
南都：你面对的读者大部分是年轻人。你觉得你观察到的中国青年人的困惑，和你在故乡看到的欧洲青年的困惑有什么不一样，或是共性?
亚历：有不少读者会向我提问，很多时候，他们并非询问关于书的问题，而是真的在向我倾诉自身的困惑，就像进行心理咨询。我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困惑是，他们说：“我也想像你一样，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去看看世界，或者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有些人受到了这样的启发，却不敢迈出这一步，尤其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不敢放下现有的工作。我通常不会直接给出建议，我会说不要急于辞职。大家总以为要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直接辞掉工作。但实际上，我认为可以先采用一种更小的、非一刀切的方式去尝试和体验一些改变，比如报一个新的培训班，周末出去游玩，或者休息一段时间。
大家有这样的困惑也很正常，因为这个时代有它的特殊性。从物质层面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到现在是要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未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如果要说共同点，我觉得意大利(包括欧洲)的很多年轻人在大约2007、2008年经济危机时就更早地面临了这样的困惑。当时，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因为失去工作，或是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在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努力似乎没那么有用的无力感。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年轻人的这些困惑正变得越来越像我认识的欧洲人，尤其是十几年前的欧洲。当社会阶层更加固化时，人们努力的动力就没那么足了，可能会降低对工作以及职业发展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慢慢地在工作之外的其他领域找到生活的意义，我觉得这也算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普遍存在的另一个特点。可能之前你的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了，而现在你可能会去找一些其他的出口，我觉得是正常的，也挺好。
南都：《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的意大利文版的出版进度如何?接下来有什么中文出版计划?
亚历：最近一个月有个好消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意大利那边愿意出版的出版社。只是进展有点慢，他们还在放暑假，暂时还没有签合同，但是很快会有进展了，大概明年出版。
中文随笔我一直在写，第二本书我会多讲一些我来中国之前的故事，特别是在意大利的成长经历，有更多关于意大利社会和意大利年轻人的故事。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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